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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群岛的五代吴越国“海上丝绸之路”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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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舟山群岛是我国沿海航线中途的必经之地,虽然历经明清海禁,文化断层明显,在当地仍然可以从实地和史料找到许多与吴越国参与东北亚海外贸易的相关的遗存。自唐以来的古代航线、港口,及与之相伴的寺院等为数不少,对此的整理分析为五代吴越国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的研究汗牛充栋,直接间接讨论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航海贸易的研究也为数不少,但受制于史料条件或观察角度,对吴越国航海路线与贸易保护方面的研究仍有进一步深入拓展的可能。舟山群岛是我国沿海航线中途的必经之地,吴越国参与东北亚海外贸易的重要海域,借助相关史料和研究成果,本文将观察点集中投射于此,试对舟山群岛吴越国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遗存进行探析,从而为吴越国时期的海外贸易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

  一 舟山群岛的吴越国古航线

  据航海史学者孙光圻分析(《中国古代航海史》,页234。该书绘有4条航路的示意图。),唐与日本之间大体上有两路四线的海上航道。北路一是黄海北线,北路二是黄海南线。南路一是东海南线,从宁波和舟山群岛出发,经夜久(屋久岛)、多祉(种子岛),再从萨摩(鹿儿岛)海岸北上至博多、筑紫,经濑户内海到达京畿难波三津浦,此线路较为曲折,需要反复绕行;南路二是东海北线,主要是因为随着航海技术的提高,船只可以直接跨越东海,快速对航。从舟山群岛出发,向东偏北横越东海,经肥前松浦郡值嘉岛(今日本五岛)等九州西南海岸,最后到达筑前博多港 (今日本九州福冈)。五代时期从舟山群岛出发的船舶,基本还是沿此航路航行。现藏日本京都栗棘庵的南宋《舆地图》是现存中国最早绘出航海线路的地图,两条从庆元府出发的“过沙路”和“大洋路”航线基本可与孙光圻主张的两条南线航道对应。

  比《舆地图》更早的文字记录目前主要还有《参天台五台山记》和《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过沙路”在舟山群岛自南向北主要经过沥港、岑港、岱山、衢山、洋山,其路线与北宋熙宁五年(1072)日本僧人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所记可以相映证。成寻进入舟山群岛海域后,主要依次经过苏州石帆山、苏州大七山、明州别岛徐翁山、小均山、明州黄石山、大均山、随稍山、袋山、东茹山、马务山、烈港山、加门山,然后从游山入定海县(今宁波市镇海)。五代的闽国王审知走海路向中原王朝进贡时,在舟山群岛走的就是“过沙路”,“每岁自福州洋过温州洋,取台州洋,过天门山,入明州象山洋,过涔江(即岑港),掠洌港(今沥港),直东北度大洋,抵登莱岸”(《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五)。“大洋路”主要是从舟山群岛的普陀山向东北,出嵊泗列岛直入大洋,其路线与北宋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所记可以相映证。宋朝的张邦基在《墨庄漫录》曰:“予在四明舶局日,同官司户王璪粹昭郡檄,往宝陀山观音洞祷雨,归为予言:宝陀山,去昌国两潮,山不甚高峻。山下居民百许家,以渔盐为业,亦有耕稼。有一寺,僧五六十……三韩外国诸山,在杳冥间。海舶至此,必有所祷。寺有钟磬铜物,皆鸡林商贾所施者,多刻彼国之年号。亦有外国人留题,颇有文采。”进一步可证从普陀山附近出洋,不是官方大船的专利,商船也大多会走这条航线。

  “过沙路”航路难行,“一失水道,则舟必沦溺,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转棹”(《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 ,但商人们为保全财货计,还是乐于乘潮而行,潮退则停。“缘趁西北大岸,寻觅洪道而行,每于五六月间南风潮长四分行船,至潮长九分即便抛泊,留此一分长潮以避砂浅,此路每日止可行半潮期程”(《开庆四明续志》卷五)。“盖海商乘使巨艘,满载财本,虑有大洋外洋风涛不测之危”,只要掌握好潮汐时节,就风险可控(《开庆四明续志》卷5)。至道元年 (995)宋朝臣僚介绍说:“取私路贩海者不过小商,以鱼干为货。其大商自苏、杭取海路,顺风至淮、楚间,物货既丰,收税复数倍(《宋会要辑稿》职官四)。”所以该航路是商人惯行航路。在长期的航海实践中,“过沙路”还可细分出三条路线,沿海制置大使吴潜曾将海州到浙江的近海航路分为三条:一是“自旧海发舟,直入赣口羊家寨,迤逦转料,至青龙江、扬子江,此里洋也”;二是“自旧海发舟,直出海际,缘赣口之东杜、苗沙、野沙、外沙、姚、刘诸沙,以至徘徊头、金山、澉浦,此外洋也”,此路虽与上述浙西路南线有所不同,但都是直指浙江口的航路;三是“自旧海放舟由新海界,分东陬山之表,望东行,使复转而南,直达昌国县之石衕、关岙,然后经岱山、岑江、三姑以至定海,此大洋也”(《开庆四明续志》卷5)。前两条航线只经过舟山群岛的北面洋山等处,而第三条则与前述“过沙路”相符

  二 舟山群岛“六国港”与吴越国封贡

  吴越国继承了唐代在对外贸易上的有利形势,积极拓展对外贸易。吴越国航海贸易的对象主要集中在东北亚一带,如雄踞北方的契丹国,和日本、朝鲜半岛。吴越国的商人们充分发挥了他们非凡的远洋能力和探索精神,还把生意做到了极其遥远的印度和阿位伯地区。据《西湖游览志》记载,吴越国时期,曾经有西竺(印度)僧转知者,“附海舶归”。而且印度的波拉明娜巴特发现了大量五代时期的青瓷器片,这些青瓷器片被证明出产于越州上林湖一带。随着航海业的快速发展,吴越国的对外航海贸易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史称其“航海收入、岁贡百万”,港口城市也随之得到了高度的发展。

  元《大德昌国州志·叙水》曰:“岑江港,去州西北三十里。旧谓之六国港口,南北舟舶辐辏於此,亦海州一镇云。”元代吴莱《还舍后答海上事》云:“人云故翁州,遥隔水中央。一夜三百里,猛风吹倒樯。初从蛟门入,极是险与恶……似闻六国港,东压扶桑津……”之后,历代志书各有所记。明《舟山志·山川·港》曰:岑港“相传六国港口,南北(舟)航鳞集於此”。清康熙《定海县志》之《岑港图说》《港》记曰:岑港“旧所谓六国港是也”。“相传古六国港口,南北舟航鳞集,为定海要汛。”清朱绪曾《昌国典咏·岑港岙》引大德志原文,并赋诗曰“岑港碇齿凿巉巉,六国舟航尾并衔”。光绪《定海厅志·疆域山川》引康熙志原文。此港口在现舟山市定海区岑港街道,关于此港口的“六国”之谓来源向无定论,按《大德昌国州志》中对宋朝专称“往宋”的语境分析,应为唐至五代形成的。

  元代盛熙明《补陀洛迦山传题辞》记:“(宋神宗)元丰中,谒者王舜封,使三韩,遇风涛,大龟负舟,惶怖致祷,忽睹金色晃耀,现满月相,珠璎粲然,出自岩洞,龟没舟行,洎还以奏。上闻,始锡寺额,曰观音宝陀。自是海东诸夷,如三韩、日本、扶桑、阿黎、占城、渤海,数百国,雄商钜舶,繇此取道放洋。凡遇风波寇盗,望山归命,即得销散,感应颇多(《补陀洛迦山传》)。”可见普陀山的观音道场兴盛与吴越国的海上贸易有莫大关系。然而这“数百国”与“六国”是什么关系?《乾道四明图经》里面,认为宁波的富庶乃是因为商业:“明之为州,实越之东部,观舆地图,则僻在一隅。虽非都会,乃海道辐凑之地,故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句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东出定海,有蛟门、虎蹲天设之险,亦东南之要会也(《乾道四明图经》卷1)。”明代的抗倭名将卢镗则在镇海招宝山上题句“六国来王处、平倭第一关”。同样的“六国来王”之句也出现在光绪《定海厅志·营建》中的《都御史黄斐本府同知督建县城碑记》,文曰:“今天下灌输仰东南,以两浙为重地。浙以东要害称越州、明州诸郡,而明州地形扼江海。逾海而东二百里许为舟山,屹立海中,多腴田沃土。自汉唐来,俱设立金汤,名翁州城,来王六国,近接蛟门,号第一关。是宁郡之有舟山,更为两浙重地。”

  钱镠曾遣使册新罗、渤海王,海中诸国皆拜封其君长(《新五代史》卷67)。吴越宝正二年(927),“遣尚书班□为通和使,如高丽及后百济甄萱(《十国春秋》卷78),”建隆二年(961)十二月,有“海舶献沉香翁一具”,又有“高丽舶主王大世选沉水千金叠为旖旎山”(《十国春秋》卷81)。据日本学者研究,五代时期,日中之间的商船往来,大约有14次。木宫泰彦曾列表指出,到日本的中国商船与唐朝无异,大都从吴越出发,横渡东海(《日中文化交流史》,页225)。日本天历七年(953),日本国还派遣了僧人日延以“缮写法门度送之使”“遣唐法门使”的身份,搭乘吴越商人蒋承勋的商船护送天台典籍来吴越国,吴越王钱弘俶赐其紫衣及惠光大师号。(《日延与吴越国时期的中日交流》:《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

  为了维持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和开拓海外贸易,吴越国每年都要向中原王朝大举上贡,其中尤其与契丹关系最为密切,吴越天宝八年(915)以后,滕彦休“往反契丹者数四,沿海溯河,跋涉险阻”,“大得契丹心”(《十国春秋》卷85)。从这个时候起,直到太宗会同六年(943),29年间双方之间的往来仅《辽史》所载即多达14次,其中吴越使辽11次,辽使吴越3次(《契丹文珍稀符牌考释图说》,页85)。从现有史料分析,以国家名义曾与吴越国交往的主要是以上所列的朝鲜半岛新罗、高丽、百济,以及渤海、日本、契丹这六国,而且这六国均处于东北亚,为北方航线所及,而岑港正是出入宁波的主要锚泊地。

  三 舟山群岛吴越国寺院记录与分布

  为了维护钱氏家族在吴越国的统治和保住吴越国这块地盘,在钱镠的大力提倡下,五任君主都对佛教推崇有加,佛教法眼宗、天台宗、律宗迅速崛起,在北方遭到压抑、毁灭而处于衰落状态的佛教在吴越国大为发展,甚至获得了“东南佛国”的美称。舟山群岛岛礁众多,星罗棋布,相当于我国海岛总数的20%,由1339个大小岛屿组成,其中1平方公里以上的岛屿58个,占该群岛总面积的96.9%。唐以前群岛上主要是在舟山本岛有零星的寺院,吴越国时期却突然出现了爆发式的发展。成书于绍定元年(1228)的《宝庆四明志·昌国县》,共记有舟山寺院各类寺院23处,其中明确建于五代期间的寺院就有14处,另有其他祠庙几所。《大德昌国州图志》在此基础上考据更详,大约共有20多处。

  舟山群岛自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始设中国第一个海岛县翁山县,旋于唐大历年间因浙东袁晁据此起义而废,至北宋熙宁六年(1073)才重设昌国县,五代时期舟山未设县治。虽然这些古代寺观兴废无常,且对部分实际地点有所争议,但基本可以确定现在的地址,从这些寺庙的所处地点(左图)看,这些寺庙均散处各个岛屿,显然土地等资源无法满足这些寺庙的生存。舟山群岛的人口即使到宋宝庆年间也只有“主七千六百六十五户,计二万三千一十四口;客五千八百七十六户,计一万八千四百八十八口”,即使这些“口”只是男丁,总人口也不会超过八万人,全部来供养这些寺院也是不可思议的。前述“宝陀寺僧五六十,而居民才百许家”,这些寺庙的生存方式是什么?

  佛教寺院从事生产的并不多,即使“禅农一体”也难以维持长久,所以历代寺院都必须依赖政府、士族和信众供养。在南北朝时期的寺庙,已经利用香火钱办起了质押贷款业务,当时称为“质库”,即最早的当铺,到唐称无尽藏院,宋称长生库,又称解库、解典库,这些金融业收入已成为了寺院经济主要来源之一。宋代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载:“今僧寺辄作库,质钱取利,谓之长生库。梁甄彬尝以束苎就长沙寺库质钱,后赎苎还,于苎束中得金五两,送还之”,元代的普陀山地图中就明确标有“长生库”。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些广布舟山海域主要港口和航海交通要道的寺院,不仅仅是为了弘扬佛法,而是兼备了驿站、金融等功能的场所,与古代民间海外贸易相伴共生的特殊产物。

  同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舟山群岛在北宋时有“岱山镇,县北海中”(《宝庆昌国县志二卷》卷1)。镇市起源形式之一的军镇自创始之初便兼具军事、行政和商业功能。进入宋代以后,藩镇实力不断削弱,以致名存实亡,其军事职能逐渐退却,其经济功能却日渐凸显,以致镇使或镇将往往兼带勾当酒曲和知税之职。建隆三年(962),宋太祖赵匡胤下诏设置县尉,削夺了镇将干预地方政事的权利。据《嘉泰吴兴志》云:“诸镇省罢略尽,所以存者特曰监镇,主烟火兼征商(《嘉泰吴兴志》卷10)。”这个在大海之中的镇市负责征什么税呢?无疑岱山镇处于舟山群岛几条航线的中间,在负责当地治安和盐场管理的同时,还可能征收海外贸易税。

  舟山群岛地处中国东部黄金海岸线与长江黄金水道的交汇处,是东部沿海和长江流域走向世界的主要海上门户,是我国沿海航线中途的必经之地,更是吴越国时期明州港、杭州港的主要组成部分,情况十分特殊。虽然历经明清海禁,文化断层明显,但如果能细心观察并大胆分析,历史的发展还是可以从残存的蛛丝马迹中得以挖掘和整理的,期待更多的研究者能对此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本文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东南海海洋史研究”(19ZDA189)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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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刚 舟山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