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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以来,定海人的英语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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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环画《朱葆三苦学成功记》﹙资料图﹚

  百年前,上海《申报》的一名特约记者,撰写过一篇题为《滃洲一瞥》的游记,其中介绍定海城里的阅报所。令这位记者惊讶的是,里面有欧文日报。难道英文报纸,对定海人的生活是如此重要?于是,我不禁想起,关于老底子定海人学英语的种种故事。

  一 阅报所里的“欧文日报”

  定海的阅报所里,竟然还有英文报纸!这是1914年11月,一位笔名静眼的《申报》特约“游历员”所发现的新气象,他称之为“县城第一新气象”。在文章中,这位静眼先生如此描述定海阅报所:“系私人组织,颇整洁,且僻岛中居然有欧文日报,亦可珍用。”据地方史志记载:宣统二年(1910年),社会人士发起,在旧镇署(今昌国路、总府路交界处)旁孙宅组建阅报社,由社员捐资买书报,任人阅览。

  静眼先生是省城杭州的一位文教工作者,游历过的地方蛮多,见多识广,他对每一个地方的学校、图书馆、阅报所之类,是非常感兴趣的。在他眼里,孤悬海岛的定海县城,居然有“欧文日报”,觉得有一点点奇怪。

  其实一点也不怪。打开民国《定海县志》读一下,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时期的定海古城,一些市民对于英语学习的热情,是非常高涨的。文人陈训正、马瀛将定海人之好学英语作为社会风俗,载入“风俗篇”。

  光绪末年,科举废而学校兴,舟山人“间有留学欧美日本者,然其志则多在通晓英算”,这里的“英”,指的就是“英语”,“算”是算术,也可泛指理工学科。出国学外语的目的,“为他日可得商界高尚之位置”。当时的定海市民,从商的意愿很强烈。“其望入仕途者,固千人中无一二,即愿拥皋皮者亦百之一二”。“拥皋皮者”,就是“担任教师”。定海人愿意从商者多,从政、从教者少。“故高小毕业以后,有力者大抵入教会设立或偏重英文之中学,无力者皆改而就商”,定海人读书“偏重英文”,已经成为近代舟山的一种风俗,“此实环境使然也”。因此,在定海的阅报社里,发现有英文日报,那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定海人读书“偏重英文”,只为从商。这个“从商”,可不同于旧时期的日常买卖活动,定海人是要和老外们进行贸易交往,而语言是交往的工具。追溯定海人学外语的历史,可谓久矣!

“洋泾浜英语”举例

  二 最早的“洋泾浜”英语读本诞生于定海太保庙

  在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有一本在定海出版的古籍,书名叫《英华仙尼华四杂字文》。这本书的主要编著者,是一个名叫“仙尼华四”的印度人。

  杂字文,是一种识字教材。旧时期,通常把《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启蒙读物,作为识字的正规教材。而因地制宜、因事制宜,以其他不同方式编排的各种识字教材,则被称之为“杂字文”。

  这本“仙尼华四”所主编的《英华杂字文》内容非常丰富,词汇共分72门,按照天文、说亲、交友、生产、官员、店铺、庙宇、城垣、孩童戏耍、节气等分门别类,涵盖风俗民情、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总计3193个单词,相当可观。

  《英华杂字文》,是中英文对照,甚至还夹杂了印度文。更重要的是,书里的中英文对照,还加注了舟山方言读音,是用舟山方言读音来读记英文字母和单词。如:

  o,书里标注发音为“倭”,显然这是按照舟山话来发音的;X,发音标注为舟山话“约克西”。字母组合ox,发音标注为“袄克四”,is则被标注发音为“一字”。单词方面,水手,the crew,发音被标注为“地哭路”,等等。

  这本书编于鸦片战争时期。《英华杂字文》封面上印有“大清道光二十六年仲夏,大英一千八百四十六年五月”,“定海舟山南门外太保庙内刊,宁郡东壁斋刻”字样。1846年,当时的舟山岛还控制在英国侵略军手里。

  处于东海前哨的定海,是鸦片战争的重要战场。道光二十年(1840年)6月,英军进攻定海,知县姚怀祥、总兵张朝发以身殉国。同年11月英军撤出。1841年9月26日,英军三个团再犯定海。镇守定海的三位总兵葛云飞、王锡朋和郑国鸿奋起抵抗,浴血奋战整整六昼夜,三总兵血染沙场,定海陷落。这是鸦片战争中清军抵抗最激烈的一仗。第二次占领舟山后,英军就设立军政府,以求长期统治。这本《英华仙尼华四杂字文》,是英军占领舟山的书证。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西方列强用炮火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给中国带来了沉重灾难。在经济方面,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当然,也要看到,它打破了闭关自守的沉闷局面,瓦解了牢固的、落后的经济体系,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比如说,舟山火鸡,就是在鸦片战争期间由国外引进的火鸡,经过长期自然环境的驯养和当地居民的培育,演变成舟山群岛的著名特产,曾经一度成为出口大宗商品,每年行销上海数万只,出口至欧美各国。

  在英军统治下的定海城,商人们也不得不和英军进行贸易往来。于是乎,学英语,编印一本中英对照的《英华杂字文》,就显得非常重要。

  当时驻扎在定海的英国军队,除了英国人,还有来自印度、巴基斯坦的雇佣军。数千人的军队,要吃要喝,他们务必要和定海街头的商人进行交往,以获得补给。而定海商人要维持生计,面对这些不速之客,要招徕生意,至于讨价还价,更要学一点英文。印度人、英国人、定海人,于是坐到一起,要合力编一本《英华杂字文》。因此这本书的作者除了印度人“仙尼华四”,还有英国军人James Jackson,以及两位定海人Shonge Shing和Chew Haikoo。书中的序言,可能出自这两位定海人之手,说:“若贸易之中货物相交,非言语精通不可得而致也……其意至浅易明,彼可教我,我亦可教彼,彼此皆可以相通教也”。他们还在书中鼓励更多的定海人去学习英语:“惟智者不肯坐失其时,苟能争先学成英语,早登利路,陶朱可致,猗顿能期。”

  英军统治下的定海城,也出现了一些充满洋气的英文招牌。一位叫福琼的英国植物学家,写过一本《两访中国茶乡》的书,其中介绍他在定海的所见所闻:

  走在街道上,看着那些不同的店招,实在让人忍俊不禁。这些店招都出自士兵和水手们给店主的建议,诸如“STULTZ,裁缝,来自伦敦”,“BUCKMASTER,海、陆军指定裁缝”,“DOMINIE DOBBS,杂货店”,很多店招都写明店主是“女王”陛下御用的,其中一个店招上写道“至高至上维多利亚女王陛下、阿尔伯特亲王殿下御用裁缝”,店招下面是一行笔划相连的字“定做各式制服”。

  从这些莫名其妙、噱头百出的英文招牌看,定海商人是善于变通的,他们对这些外来语并不感冒,甚至开始逐渐接受。利益之所趋,生意肯定还是要做的,慢慢就有人学会了蹩脚的英语。

  这种“蹩脚”的英语,用舟山(宁波)方言来标注英文单词发音,对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小老百姓来说,那是最方便的、没有门槛的外语学习方式,后来推广传到上海,就被称为“洋泾浜英语”。所谓“洋泾浜英语”,旧时是指上海滩那些没有受过正规英语教育的人所说的蹩脚英语。它的特点一是不讲语法,二是读音不准,按宁波腔“字对字”地转成英语。“洋泾浜”英语的源头在定海,最早的“洋泾浜”英语书,就是这本《英华仙尼华四杂字文》。

  定海人不仅参与编写了“洋泾浜英语”书,而且还将“洋泾浜英语”传到了上海滩。

《英华仙尼华四杂字文》封面﹙资料图﹚

  三 洋行买办的鼻祖,从定海到上海

  将“洋泾浜英语”传到上海滩,有据可查的,是一位叫穆炳元的宁波人,也有说是定海人。因为当时定海县属于宁波府,而穆炳元又是在鸦片战争时,在定海被英国人所俘,故多猜测其是定海人。

  穆炳元颇有语言天赋,也善于交际,在定海和英国人一交往,连猜带蒙,就把“宁波方言”式英语学来了。不断地接触老外,穆炳元逐渐通过自己的实践,不断提升自己的英语水平,并由此懂得了一些生意经。穆炳元乘坐英国舰船,后来到了上海。当时上海的外国商人急需一个懂英语的中国人,于是找到了穆炳元,让穆炳元担任中介,也就是后来的买办。

  晚清举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是这样介绍穆炳元的:洎上海开埠,外人麕集,彼时中西隔绝,风气锢蔽,洋商感于种种之不便,动受人欺。时则有宁波人穆炳元者,颇得外人之信用,无论何人,接有大宗交易,必央穆为之居间。而穆又别收学徒,授以英语,教以与外人贸易之手续。及外人商业日繁,穆不能兼顾,乃使其学徒出任介绍,此为上海洋商雇用买办之始。

  在上海滩,穆炳元做了两件与“洋泾浜英语”有关的事情。一是成为上海“宁波帮”中的第一个买办。穆颇得英国人信任,他与宁波、定海商人往来甚密,时常接洽定海和宁波同乡,向英商介绍大宗生意。穆炳元做了“买办”,从替外商采买物料、食品、管理杂务转变为洋行的买卖经纪人。或受雇于出口洋行,为茶叶、丝绸批发商提供必需的货源;或受雇于进口洋行,帮助外国行商向中国市场推销洋纱和洋布,在十里洋场,穆炳元这样的“外语人才”非常吃香。第二件事情,就是招收学徒,传播“洋泾浜英语”,讲授生意经,培养更多的买办。在他之后有相当数量的宁波人、舟山人在外国商行中谋职。“买办”作为一种新式商人的角色,集代理人、翻译、掮客和顾问于一身,推进着中国商业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

  可以这样说,“洋泾浜英语”,培育了上海滩的中国买办,而买办则架起了“中西方交流的桥梁”。美籍华裔郝延平教授,是专门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者,他有一本关于中国买办的著作,书名就是《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对买办的作用概括得非常深刻。

  穆炳元从定海北上,“洋泾浜英语”风靡上海滩。更多的定海人,步其后尘,走上买办的成长道路,而苦学英语是他们的必修课。

  四 旅沪巨商朱葆三,也有一段学英语的励志故事

  朱葆三到某洋货店做学徒,初来乍到什么都不懂,但是他明白,要想出人头地就必须学好英语。可是他一个月的零花钱实在太少,根本没有拜师学艺的学费。有一天,他找到一个机会,在这家洋货店里另有一个学徒,是一个“小开”,家底比较殷实,家里人出钱让“小开”去夜校补习英语。朱葆三于是想方设法和这个“小开”套近乎,把自己积攒不多的零用钱都拿出来进行交际,趁机从他那里“贩卖”来不少英语会话,当然还有“洋泾浜英语”,同时他也留心聆听店里掌柜与洋人之间的对话,暗自揣摩,反复练习,终于有了最基本的英语能力,逐步能与洋人交流,后来就当上了账房先生。再后来,这个当初付不起学费的定海小后生,成了上海滩“买办中的买办”。

  朱葆三还有一个优良作风,就是培养舟山老乡做买办,他介绍亲朋好友到上海滩学做生意,并要求这些亲朋好友以后做大事业,再把更多的定海老乡带出来。据定海周震康老先生介绍,他爷爷曾经在武汉太古公司做大写,他“阿娘”经常说起,朱葆三是恩人,他爷爷这个“大写”工作就是朱葆三介绍的。大写,是洋行里的高级职员。

  从商之风愈盛,学英语之风愈烈。据民国《定海县志》说:“今述旅外之侨商,侨商以上海、汉口二处为最多,当不下二万人。充任各洋行之买办,所谓康白度者,当以邑人为首屈一指。其余各洋行及西人机关中之充任大写、小写、翻译(昔曰通事)、跑街(曰煞老夫)亦实繁有徒。曩年充任诸职者,薪资即丰,获利亦厚,故常有赤手起家至数百数十万金者。今则人即拥挤,利亦菲薄然,犹弹冠相庆,趋之若鹜”。两万多人,奔波在上海、武汉等地,从事着买办职业,或希望能够从事买办,而学好英语是这些侨商的基本功,英语学习于是乎自然成为当时定海的一种社会风气。在定海古城的阅报所里,发现有英文日报,就一点也不难理解了。

  近代定海商帮,是最早睁眼看世界,并跃然而起的民间群体,是中国架起中西方交流桥梁的一股主要力量。这些最早闯荡于上海滩的定海人,大多是年轻人,因为年轻,故较少受到旧思维、旧观念的束缚,善于学习,勇于接受。他们出身往往贫寒,他们刻苦学习英语的故事,反映出定海先辈“敢为人先,海纳百川,崇文重商,诚信务实”的创业精神。今天,在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在自贸区建设的大环境下,这种创业精神更需要放大,需要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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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峰 CseaC.com-舟山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