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舟山海洋文化 > 千岛史话

王亨彦笔下的定海知事陶镛

http://www.cseac.com 中国海洋文化在线

  陶镛(1869—1941),原籍浙江绍兴,字在东,号伯升,又号千秋、篯秋等,光绪二十年(1894)中举人,于1921年9月秋由鄞县知事调任定海知事,在1923年调任杭县知事(民国改知县为县知事,省称知事,后又改知事为县长)。

  陶镛担任定海知事一年零四个月,他“为政一贯清廉,守正不阿,精通法律,尤重教育,经常深入基层,视察学校,政绩卓著”,后被百姓尊称为“陶定海”。

  《陶令雪鸿集》有载,在1921年陶镛刚刚调任定海知事之初,王亨彦正“滥竽志局,校补定海光绪志”。“志局”即浙江通志局,于1914年春成立,由“中国大儒”沈曾植创办主持,为民国时期最早成立的省级地方志编纂机构。1915年10月,浙江巡按使公署专门发文,制订《续修浙江通志征访细则》,要求各府衙配备一名专职征访员,且务必品学端正,留心掌故,三十岁以上。且在《光绪定海厅志重修职名》之中,亦有采访:王亨彦之名。故而可知王亨彦应为当时定海县府衙的征访员,受聘于浙江通志局,为近代编史修志之大家,陶镛亦有“王雅三学博”之语。

  陶镛虽为官员,但尤爱读书,非常喜欢和文人打交道,到任不久后就怀着礼贤下士的诚意,前来登门拜访当时名声在外的王亨彦。作为礼数,没过几日,王亨彦就与同事一起前去回访陶镛,刚入其堂,王亨彦就见书箱杂陈,有书题名为:粤刊十三经注疏,也有书题名为:陶氏书画舫。礼毕,聊了一会儿后,他们拜别陶镛。

  在回去的路上,同行者笑着对王亨彦说道:“现在注重法治,对于经史之类的旧书都不怎么重视,也只有陶知事一个人不厌繁重,会带着经史旧书相随,效仿明唐之王所为,如此迂腐且也不适时宜。”王亨彦听后其心中自然是不赞成的。

  这件事记载在《陶令雪鸿集》“送邑候陶公调任杭县序”中,王亨彦在该序中重点以理论之:“论语言,学优则仕,仕优则学,又以子羔之不读书为贼人,以子游之学道为爱人。知往圣垂训,惟学古乃可入官,即入官亦不可废学,是以古来名臣,多出名儒,即以近者论。公少长湘南,其珂乡曾文正,学问文章,夐超侪辈,厥后出将入相。勋业烂然,为寰宇所推重,盖欲观将来,视夫既往,能学古则于其既往者之经权常变研之愈精,自发之愈宏,学业功勋,理无二致。”直接就表明了王亨彦认为读书和从政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之意,只有常研书理,才能更好地为官造福百姓,将政绩做得更好。

  王亨彦还描述了陶镛在定海在任时所做的“监舍讲经,囚人感化,例除苛条,盐民戴德……”等事,这些在历史上也留下了痕迹。

  监舍讲经,囚人感化,在《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当中的《项伯吹先生定海县监狱讲经参观记跋》中有载:“陶公谓以言教者讼,以身教者从。教化狱囚,不徒在于能宣说也。遂举智德法师应聘。至开讲日,其布置,与其演说,及所拟之章程,无不一本于诚。居然以监狱为道场,以狱囚为法侣。为定海立县以来之所未有。”文中所言,这监舍讲经之举,定海县的历史上从未有之,而陶镛却敢想敢干,请法师至监狱中讲经以教化囚徒,也的确让后人佩服,其后,也才有《陶定海监狱讲经会文牍辑要》的现世。“例除苛条,盐民戴德”,说明陶镛为官时为盐民免除苛税,获得了盐民们的拥戴。陶镛本人在《陶令雪鸿集》序中也写道:“岱山定海两盐场,以洎沈家门衢山,大小数十镇港,长年渔汛,版户渔民,数百千万之生计,为吏者不为之蠲除苛税,改良营业,不得谓尽职。”其以免除苛税做为为官尽职的标准,着实让人佩服。

  仅以民国时期岱山秤放局渔盐等税金为例,民国11年税金收入为44297,民国12年税金收入为42746,不增反降,究其原因,就是民国12年(1923)渔盐税由每担0.25元降至每担0.2元,这其中就有陶镛之功。

                       三

  王亨彦在所撰的序中还说道,陶镛在定海县时“函请会稽道尹黄公主持者三事,首灾赈,次岱山医院,次普陀山志”。

  “会稽道尹黄公”,即黄涵之(1875-1961),名庆澜,上海人,民国时期著名慈善家,在民国8年(1919)12月至民国13年(1924)11月任会稽道道尹一职。会稽道范围为今宁波市、绍兴市、舟山市、台州市及杭州市萧山区、滨江区。

  赈灾。这就要谈及壬戌年(1922年)浙江遇到的大水灾,史称“壬戌水灾”。当时灾情之严重,亘古未有之。陶镛在给黄涵之的函中深入说明了水灾后当时定海民众存在的隐情、定海之地的贫瘠困苦现状,以求得黄涵之的协助。

  岱山医院。《舟山市卫生防疫志》有载:“民国十一年(1922)7月,岱山东沙设立时疫医院,翌年改称岱山医院,院址桥头资福寺。”1922年,也正是因为这“壬戌水灾”,导致岱山瘟疫猖獗,死者枕藉,修建一所医院在当时已经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陶镛当时向黄涵之陈词,极言岱山该地目前非常需要医院,又担心筹建医院的基础不太稳定,到了后面不了了之,便想要发动岱山医院劝募基金之事,向社会各界募集筹建基金。陶镛其心忧百姓之情,着实让后人为之称道。

  普陀山志。这件事情则和王亨彦有关,民国十一年(1922年)春,陶镛来到普陀山,对着一直有心重修普陀山志的印光大师说道:“山志流通,令人由信向而改恶迁善,返妄归真,实为挽回世道人心之根本要务,急宜重修。”大师于即令普济、法雨两寺主人恳请陶镛亲自担任修订的主编。陶镛忙于公事,无暇修志,原本想到的合适人选是前清举人孙尔瓒,但孙尔瓒极力推荐王亨彦,于是王亨彦便担此重任,成为修普陀山志的主编。但印光大师与陶镛在修志体例上存在着不同意见,《陶令雪鸿集》亦提及了此点:“论志例采及岛议,并谓采访征求,宜详宜核,总以修书不宜遇从简易,而以山中人视此事太易为勖。”

  陶镛在定海任职之际,民声威望之高,王亨彦发出了“拟以清初之缪令蓉浦何多让哉”的感叹。缪令,即缪燧。王亨彦将陶镛比做缪燧,可谓是极高之评价。

  王亨彦在《陶令雪鸿集》中留有一首诗词,表达了王亨彦对陶镛调任时的不舍之情:

  折节论交到鄙夫,诗文往复两相娱。

  一年欢聚旋惊别,依旧行装书画图。

  岛邑于今辟草(?),群材自此乐培栽。

  谁知夺作西湖长,有眼天公许再来。

[收藏] [推荐] [打印] [关闭]
王立 舟山晚报